解读中国式“逼婚” bet36体育

来源: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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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逼婚”的妈妈,湖南常德女孩小徐写下了这份保证书。(资料图)

编者按 不知从何时开始,“逼婚”二字突然变成了全民吐槽的对象。针对“逼婚”,尤其是“每逢佳节被逼婚”,各种“春节回家自救指南”纷纷出台,被“逼婚”的青年男女纷纷现身痛诉“有家不愿回”的“血泪史”,在过年期间,“逼婚”已经直追困扰国人多年的“春运”,成为新一代大众热议的春节话题。

“逼婚”当真就“猛于虎”吗?在年轻人群对此吐槽不绝的当下,我们试图平和地审视这一现象,解读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式“逼婚”。

■ 马春华

刚刚过去的2017年农历新年,充斥于各种媒体的,除了春运这个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式“逼婚”“逼育”。不仅有在被“逼婚”去相亲所碰到的各种奇葩故事,更有提供给子女一方的“最全防逼婚攻略”“春节逼婚自救指南”,提供给父母一方的“如何科学逼婚”,还有连带的为了避免被“逼婚”而租借男友女友回家过年等等,喧喧嚷嚷,好不热闹。这种独特的春节中国式“逼婚”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该如何解读这种中国式“逼婚”?

为何会有“逼婚”

社会带来的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2014年,OECD的33个成员国平均结婚率为4.6‰,其中最高的土耳其为7.8‰,最低的阿根廷只有2.9‰,而中国的结婚率高达9.6‰。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只有6.0‰和5.1‰。同时,在大部分OECD成员国的结婚率都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结婚率在2002年下降到6.1‰最低点之后持续上升,形成了离婚率和结婚率都同时上升的独特现象。这些数据都说明,在当代中国,结婚还是一件为社会所赞许的事情,大多数人还是把结婚当作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即使那些对于“逼婚”怨声载道的子女们,大部分也只是反感被逼迫相亲,而不是不愿意结婚。作为具有高度社会赞许性的结婚,如果不能够适时完成,当事人和父母都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对于“剩女”的污名化,就是这种社会压力在女性身上的具体体现。

亲属群体带来的压力。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核心家庭,中国的小家庭和亲属网络之间一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社会中,中国的一个个小家庭是嵌入在家族之中的,家族对于小家庭有诸如五四运动批判的种种负面作用,但是也有着对于小家庭的支撑和保护作用。到了现代社会,家族已因历次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而逐步解体,或者说名存实亡,一个个小家庭变成了游离的原子。但是面对充满着更大更多风险的现代社会,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一个个小家庭更多通过亲属网络联系在一起,抱团取暖,结合成为相互扶持的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每个小家庭的重大生活事件,都是那些七大姑八大姨所关注的重点。这特别使和这些亲属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的父母们倍感压力,而那些只有春节返回的子女们糊弄过假期几天就可以远走高飞。

无法在适婚年龄结婚。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提到:“女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丈夫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也就是说最适合结婚生育的年龄,女子是21~28岁,男子是24~32岁。中国的《婚姻法》明确规定女性的适婚年龄是20岁,男性的是22岁;《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女性23岁、男性25岁为晚婚。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教育时限的延长,更多的女性追求事业的发展等等因素的影响,两性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都是在不断延后的:女性从1990年的22.00岁增加到2013年的24.77岁,男性从24.11岁增加到26.38岁。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男性和女性是在社会公认的适婚年龄之后还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的,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结婚就变成了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上演逼婚的戏码就自然而然了。

婚姻是社会性成年的标志。对于父母来说,儿女成婚了才标志着真正长大成人了。在欧美社会,成年与否是根据年龄来确定的,核心家庭中的儿女只能够是未成年的,成年的子女大多要和父母分开居住,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但是在中国,没有结婚的子女和没有成年的子女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包括和父母住在一起,包括和幼时一样享受父母的全方位照顾,包括理所当然的“啃老”。而成家立业,则标志着子女社会性成年,开始有了自己一个小家庭,开始承担一份自己的责任了。

为何会反抗“逼婚”

从子女这一方来说,如果他们之中大多数也普遍接受结婚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说他们自己其实也期望能够找到另外一半,那么面对父母的“逼婚”,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感到烦躁、沮丧,采用各种方式来逃避“逼婚”或者反抗“逼婚”呢?真的是哪里有压迫就哪里有反抗吗?

认同结婚这种价值观,却不认同父母的择偶方式。如何选择伴侣,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就显示了父母和子女代际之间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对于父母而言,婚姻就如《礼记》中所说,乃“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或者用学者的话说是组建一个“经济合作社”或者“事业单位”,或者用更为通俗的话说是“搭伴过日子”。那么通过相亲的方式选择配偶,把男女双方的各种条件放在一起仔细衡量,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子女而言,他们更加期盼的婚姻是建立在浪漫的爱情基础上的,是寻找自己命定的另一半,甚至愿意宁缺毋滥,找不到就不结婚。在这种理念之下,诸如相亲之类的非常功利非常现实的寻找配偶的方法,就变得非常难以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了大多数父母逼迫子女接受通过相亲等现实功利性择偶方式,而子女利用各种方法逃避或反抗。

认同结婚这种价值观,却不认同父母认为的适婚年龄。从时间脉络上来看,中国的初婚年龄和其他国家的类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推后,从1990年到2013年,女性增加了2.77岁,男性增加了2.17岁。从空间分布来看,城市和乡镇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2013年,城市、镇和乡村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6.98岁、25.38岁、26.11岁,女性为26.11岁、24.50岁和23.72岁。这说明了不同地域的人们认为的适婚年龄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一般来说,父母都生活在乡村或者小城镇,而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的子女们多是生活在大中城市。适婚年龄的空间差异会使父母们认为子女们已经过了适婚年龄,结婚这件事情已经急如火烧眉睫,子女们却认为还有事情需要做,不那么急迫,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事业追求之上。这种对于适婚年龄认同的差异性是父母子女冲突的另外一个来源。

追求婚姻的自主性,实际却要处处依赖父母。杰克·古迪曾经提出现代婚姻的特征,就是“个体化”:自由选择配偶,婚姻私事化。个人事务不再与大家庭的利益相关,而成为纯粹的个人私事。和父母们相比,子女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接受了更多的现代思潮的影响,他们中间多数人都会强调个体意识,追求婚姻的自主性,追求自由选择配偶。但是为了结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却要依赖父母的投入。昂贵的婚房,不菲的婚礼,还有包括婚纱照在内的各种花费,这些都是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夫妇所无力承担的,甚至需要小夫妻双方父母的投入。经济上无法独立,何来真正地自由选择配偶和生活方式?在父母这方来看,既然你的婚姻都要依靠我的投入,你的婚姻就不再只是你的婚姻了,我一样要有发言权,包括“逼婚”在内的各种干涉就变得名正言顺。

不认同婚姻这种主流价值观。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多元文化和多元生活方式的包容,无论是选择不婚、晚婚,都不会因此受到社会的压力,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干涉或者嘲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对于不少女性来说,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她们可以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能够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而不需要通过婚姻寻找一张长期饭票。结婚如果不能够给她们带来不婚所无法带来的价值,比如爱情,比如温暖的家,她们宁愿选择不婚。这些被污名化为“剩女”的女性们能够自己生活得很好,可是秉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观念的父母却会感到非常焦虑,成为“逼婚”父母的主力。而这些不认同婚姻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子女,是对于“逼婚”反抗最为激烈的。

如何化解“逼婚”?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如何能够说清楚哪一方有理?家务事如何能够用理智去判断和解决?就“逼婚”这件家务事来说,父母有父母的理,子女有子女的理。父母按照自己的逻辑和价值观去对子女好,但是这种好却不一定是子女所要的好。子女希望在婚姻上能够自主独立,甚至选择不婚的道路,但是孝顺父母的价值观又让他们不愿和父母对抗,经济上对于父母的依赖又使得他们不能够和父母对抗。

父母急于给子女找到结婚的对象,也许除了他们坚持认为结婚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也是想在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为子女找到一个能够相依相伴、互相支撑着对抗风险的人。如果国家能够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使得婚姻不再工具化,成为提供社会保障的一种方式,那么父母可能更加认同婚姻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

子女们在被逼婚中焦虑、矛盾,想出各种方法来应对父母的攻略,媒体也帮着出谋划策给出种种攻略。传统和复古正在成为潮流,传统的家庭模式和传统的家风家教备受推崇,家庭被赋予自己解决家庭所面临问题的责任,包括代际之间的冲突。

如果子女们重新回到传统的代际关系中,父慈子孝,是否就能够化解这种“逼婚”呢?也许子女们通过知识反哺,让父母对于多元生活模式有更多的包容,自己努力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进而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和生活,或许会是更好的方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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